1944年，延安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。在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传染病疫情肆虐，坚持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机构，团结中医能手，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，与中医诊治、中药汤剂相结合，综合施策，群防群治，取得抗击疫情战斗胜利。

成立防疫委员会，集中人力物力，组织医生下乡，指导防疫工作

1944年元旦刚过，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。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、柳林、金盆等地农村，逐渐蔓延至河庄、丰富等地，并且病势极为猖獗。五个月时间里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，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。

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专题研究对策，成立防疫委员会，集中人力物力，组织医生下乡，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。其主要措施有五：其一，组织流动医疗队，由各医务机关、医院，分别组织，划定区域负责治疗。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北区、延安县河庄区；留守兵团卫生部、和平医院、医科大学（特放假三星期），负责延安县川口、金盆区；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、丰富两区。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，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。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。其二，各机关、学校、部队，进行防疫紧急动员，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、挖厕所、挖垃圾坑，宣传清洁、消灭虱子、喝煮开的水等防疫知识。县、区、乡负责同志，切实负责防疫，组织疫病区的隔离，勿使疾病蔓延。修理水井，以防病菌传流。其三，边区医院增设床位，收容群众病人。并用拨款炮制大宗药品，救治病员。其四，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经常、普遍进行，由文协制卫生图画，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。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（中西医、兽医，既门诊又收住院）的卫生合作社，于乡间试办，使其成为今后医务、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。其五，在此次急救与防疫过程中，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，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，工作优良者得到奖励与表扬。

中医我们奖励，西医我们也奖励，“这两种医生要合作”

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，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。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，同时也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，邀请延安中医名家毕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。“毕先生治病极其慎重虚心，他开方子时，每次回来总要细加研究，考虑用药分量是否适当。他治病的特点不是一下子就开药量很重的方子。他很慎重地先清病源后理病状，对于病情的研究分析十分精确。”他们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，经过研究和验证，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，因时因地制宜，确定了针对此次疫情的中医药方，简便而有效，再经防疫委员会委员讨论同意，作为下乡医疗救治方法。实践证明，中医药方在救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。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，“在川口区三乡，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%（60人中仅一人未死），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%，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，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。”

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：“近来延安疫病流行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，就应当看得见，想办法加以解决。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，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，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。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，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？我不懂中医，也不懂西医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作用都是要治好病。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，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。能把娃娃养大，把生病的人治好，中医我们奖励，西医我们也奖励。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：这两种医生要合作。”

借着延安附近农村传染病流行之际，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，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显得特别重要。《解放日报》社论曾强调指出：“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，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，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，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，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，都有医生。”

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、霍乱等传染性疫情，在抗击疫情中，共产党采用“中西医合作”，防患于未然，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。    

（摘编自2月17日《北京日报》 朱鸿召/文）